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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7 03:48 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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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所作的开幕词中指出: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领导地位加强;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工农联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都已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国内各民族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社会主义的平等团结、互相友爱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中不同宗教的民主人士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进步;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持祖国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组班子带头,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主动自觉地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看齐,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支部委员会应定期召集会议,计划与检讨党政军民的各种工作。《习近平在正定》采访实录为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精神营养,为做一名优秀县委书记提供了生动教材。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这篇纲领性文献中,首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吸纳理事或会员时,将其所在单位党委考察意见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在项目组织过程中,优先考虑和发展政治意识强、观点言论积极正面的理事会员,引领研究会会员站稳立场、向党中央看齐。

  在政治学习方面,丰富活动形式,将个人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专题汇报与集体评议相结合,并开展专题党课教育,深入查找和纠正在理想信念、党性修养、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认真剖析、立行立改,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主观能动性,让思维“活”起来、行动“动”起来。红旗渠的建成,无不闪耀着敢为与善为、勤劳与智慧的光芒,让蛮干与粗暴走开,使红旗渠之水永久造福百姓,使那些短命工程、面子工程羞愧汗颜,值得当代人反思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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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协机关党委供稿)

  百度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旗帜招展,才会有凝聚力、号召力,最终实现领导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一些领导干部违法违纪事实暴露出来的对党不忠诚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1949年以后,随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诞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规模和内容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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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25年接力栽培 9层楼高“花瀑布”引街坊赞叹

时间:2019-05-27 16:53:37
百度   监察委员会依法履职行为受到宪法保护,同时也要接受严格的制约和监督。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不窥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互不通名。”——这段出自《女论语》上的话可以一言概括之,那就是“男女授受不亲”。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差不多都把纸上写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了的。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误区——

  根据古希腊神话的记载,男人和女人是一个圆球的两半,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制造出来的尤物。不管怎么说,在西方人的眼中,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女人也同样不能离开男人,因此,他们的男女之防并不大。中国神话系统中造人的“上帝”是位女性(女娲),她“抟土为人”,取阴阳之理,以分男女,男女繁衍,以成氏族,进而有家国、社稷,最早时也不讲求男女之大防。

  孔夫子删定诗、书、礼、乐、春秋,孟夫子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后世的一些读书不求甚解或者怀有另种目的的人因之大做文章,认为从孔夫子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就连一句话都不说,这真有些可笑。

  从孔子到杨贵妃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段话中的南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她“把持着当日卫国的政治,而且有不正当的行为,名声不好”(大学者杨柏峻语),这样一位女子,孔子还去见她,这除了说明孔子和耶稣基督一样,怀有一颗大仁大义、普渡众生之心以外,还可以说明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上流社会是不避男女之嫌的。

  关于“子见南子”,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曾有过详细而又生动的描写。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写道:“(卫)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向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悦),孔子矢子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告诉我们:“子见南子”实际上是“南子见子(孔子)”——南子要求见孔子(文中的“寡小君”即南子的自称),南子与孔子实际上见了不止一次面(起码两次),最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南子并不觉得男女之间见面有什么不好,反倒认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她要“招遥市过之”——招遥过市。

  这个时候还是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礼制还不十分健全,因此,有人认为这条史料不足为据,那么,我们不妨再引几条汉朝的例子。我们知道,汉朝自叔孙通裁定礼仪规犯之后,可谓百礼俱备,但这个时候男女相见之事例却屡见于史书。

  《汉书》上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西汉第八任皇帝昌邑王刘贺,因为不守祖制,放荡不羁,在为其前任皇帝服丧期间,斗鸡玩狗搞女人,因而被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官封博陆侯的霍光等人所鄙视。为了使汉高祖刘邦开创的基业不至于毁在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手里,霍光决定奏请皇太后,废掉刘贺,改立新主。

  在封建社会,废立之事可谓充满凶险,一旦失败,那就是犯了“谋反”、“犯上作乱”之罪,脑袋就要搬家,所以,霍光虽然当时在朝里极富威望,但也觉得单凭一己之力,有些难以胜任,必须得找几个帮手。

  这些帮手找谁好呢?思来想去,霍光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名敞,时任丞相,官封安平侯之爵位。但霍光是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又不便于亲自去和杨敞商谈废立之事,于是,他暗派得力助手,时任大司农之职的田延年去杨府游说。

  到了杨府以后,田延年把霍光要行废立之事说了出来,杨敞一听,心里十分紧张,“惧不知所云”。田延年一看事情要僵,就假托起身更衣,杨敞的夫人是一位识时务的女子,她见丈夫已经听闻了废立大事,现在态度暧昧,恐怕不久大祸就要临身,心中十分恐慌,于是立即说服杨敞,她说:“废立是国家的大事,现在大将军霍光派大司农来告诉你,这是别有一番深意的。

  相公您若是不与大将军同心同德,反倒犹豫不决的话,第一个遭殃的一定是您!”杨敞因为曾经给霍光当过大将军幕府司马,深知霍光的脾气,觉得妻子说的有些道理,但又不想过早表态。杨敞的夫人没办法,只好自己出面。“延年从更衣(处)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令”(《汉书·杨敞传》)——与田延年两个人一起研讨出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无独有偶,班固在《汉书》中还提到另外一些上流社会非婚、非亲男女之间交往不避嫌的故事。《汉书·周昌传》上写道:“周昌者,沛人也。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

  昌尝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昌项上问‘我何如主也?’昌仰曰:‘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昌。及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即罢。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昌诡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故事中的周昌是刘邦的老乡,素以直言敢谏著称,是个认理不认人的直臣。他入宫奏事正遇上皇帝和爱妃调情,这说明当时的君臣并不是只在纯男人的世界里交谈,手下的人知道皇帝与妃子娘娘调情,而又敢放周昌入宫,这说明当时人于男女之防并不看重。周昌见了皇帝与戚姬在一起,抽身而走也并非是因为他怕见女人,而是因为皇上耽于女色,所以,当刘邦问自己是什么样的帝王时,周昌答以“桀纣之主也”。

  周昌政治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是阻止刘邦废太子。刘邦其人,好色成性,吕后本是其正妻,但他却深爱小妾戚姬,因爱屋而及乌,对戚姬所生的刘如意看起来分外顺眼,所以,想要废掉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改立如意。废长立幼,本是件理亏的事,而由于刘邦刻意坚持,所以,反对者大多数只好“知难而退”。

  但周昌却不看脸色认死理,他素有口吃的毛病,一着急就冒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期期以为不可”把刘邦给逗乐了,于是废太子一事暂告搁浅,一直为儿子的命运担忧,躲在幕后偷听的吕后心花怒放,在周昌退朝时与周相见,而且屡屡言谢。

  最为惊世骇俗(当然是惊后人之世,骇后人之俗)的是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另外一件事。汉景帝时,郅都为大臣,有一次景帝游幸上林苑——上林苑地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交界处,占地约二百多华里,苑内放养禽兽,供皇帝射猎之用,并建有离宫、观、馆数十处,大文豪司马相如曾有《上林赋》记其侈。

  这次游幸,随侍的人不多,只有郅都跟在皇帝身后。郅都是西汉河东大阳(今山西平陆东)人,景帝时,他任济南太守,以功迁升中尉(官名),执法严峻,被当时的贵戚、列侯视为“苍鹰”。

  正在游玩之间,景帝却突然命郅都去代他召爱妃贾姬——贾姬当时正在厕所里,郅都当然觉得此时去叫正在“方便”的贾姬,实在是有些不“方便”,但汉景帝却很不高兴,后人论之曰:“帝姬处溷秽之地,使人臣亲往视之,无乃轻漫乎?”但景帝当时却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

  景帝的老爸汉文帝刘恒有一次游幸上林苑,袁盎随侍在侧。袁盎即爰盎,曾历任吴相、齐相等职,是当时有名的游侠,此人也向以侠义自许。这一天与文帝同行的内宫眷属,除了皇后以外,还有一位谨夫人,谨夫人其时正得帝宠,所以,如日中天的她竟不顾礼节与皇后并排而坐,并且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袁盎突然豪气干云,举步上前,拉起谨夫人,把她推到皇后的身后。

  西汉时男女之防不大,东汉呢?提到东汉,人们往往会想到“强项令”董宣,董宣曾任洛阳令,光武帝之姊湖阳公主的家奴故意杀人,别的官吏一听说是公主府的人干的,都退避三舍,但董宣却趁公主驾车出外之机,诛杀了恶奴。这一打狗不看主人的举动惹恼了公主,一状告到光武帝刘秀那里,刘秀想当和事佬,就命董宣与公主见面,想让董给公主赔个不是,叩个头,但董死活不叩头,因而落下个“强项令”的美名。

  在这段史实中,董宣可是和公主见了面的。东汉末年,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女文学家、女诗人名叫蔡琰(通称蔡文姬)。此女博学有辩才、通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卫亡,回归母亲。汉末大乱,蔡文姬被董卓部将所掳,后流落“番邦”,嫁匈奴左贤王。

  爱才惜才的曹操念及故交,用金璧把蔡琰赎回,令她再嫁董祀。后董祀犯法,蔡文姬光着脚、披散着头发,到曹操和一大屋子男人聚会的地方为丈夫求情,从死神手中救回了丈夫一条性命。曹操听说蔡文姬来了,就对满屋宾客说:“故人之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愿把蔡女介绍给众人见面,也不避嫌。

  三国时代,魏国的镇北将军许允因受夏侯玄、李丰等人的连累,被司马懿逮捕。许允被捕后,他的门生急忙跑去告诉许允的妻子,许妻闻讯安坐织布机旁,神色不变,说道:“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了!”东晋时代,庚友因事被捕,庚友之妻光着脚跑到当时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大将军府上为夫求情,门卫不让进,她还与门卫据理力争。

  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是有名的“娘子军”统帅。隋朝末年,李渊起兵时,公主住在长安,公主之夫柴绍弃家跟随岳父东进,家里只剩下公主和一些家奴,危险的形势反倒激发了平阳公主的豪情壮志,她逃到户县,散家资招募了数百个青年男子,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娘子军。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古人所说的“娘子军”与我们今天的“娘子军”并不完全相同,那时候的娘子军中绝大部分是男子。

  《旧唐书》上说:“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姨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安禄山是有名的胡人将领,“诸姨”指的是杨玉环姐妹,“妃”指的是杨玉环本人,“帝”是唐玄宗。玄宗皇帝只因为安禄山立有军功就让他与贵妃的姐妹来往,并且与贵妃“宴饯结欢”,这说明唐朝人男女之防并不是很大。到了宋代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男女之防开始森严起来。

  不药而卒的胡氏死而复生的陈氏

  大约从明代开始,官修的史书《烈女传》中增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内容。《明史·烈女传》载:“胡氏,会稽人,字同里沈袠,将嫁而袠构父难……袠扶父丧归,比服阙,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袠卒,胡哀哭不绝声。尽出妆具,治丧事。终日一室中,即同产非时不见。晚染疾,家人将迎医,告其父曰:‘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不药而卒,年五十一。’”

  这位被列入“烈女传”的胡氏为亡夫守节,谨守男女授受不亲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以五十一岁老妇之年,身患重病也不肯请医生诊治,原因就是因为医生是男人,而其时的医生诊病须碰病人的手(切脉),所以竟不治而死。这种烈女是唐以前所没有的。再看一个《明史》中的例子。

  《明史·烈女传》载:“陈节妇,安陆人。适李姓,早寡。孑然一身。归父家,守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窬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

  这位陈节妇谨守男女之大防已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仅生前不与任何男子见面,而且死后还不准男人走上楼抬她的尸体,这种行为,唐以前的史书中也根本没有。宋代虽然产生了程朱理学,但《宋史·烈女传》中所载之烈女,对于男女之大防,也并没有达到明代以后那样几近疯狂的程度。兹举一例,读者不妨以之与《明史》所载作一比较:

  《宋史·烈女传》:“韩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知读书。开庆元年,大元兵至岳阳,女年十有八,为卒所掠,将挟以献其主将。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于练裙带有诗曰:‘我质本瑚琏,宗庙供苹蘩。一朝婴祸难,失身戎马间。宁当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长号赴洪流,激烈摧心肝!’”韩氏的投江而死,主要不是因为落入男人之手,而是因为她身陷“胡兵”之中,所以,她才有“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的慨叹。再看一个《明外史》中的例子。

  《明外史·烈女传》载,有一个名叫柴氏的女子,是夏县孙贞之妻。崇祯四年冬,一伙流贼迫近夏县,柴氏与丈夫一起避入山中。那伙土匪搜山时柴氏与丈夫不幸被抓住。贼兵见柴氏生得年轻美貌,不由欲火攻心,一个人上前捏了捏她的手,号称“刚烈”的柴氏立刻用牙将这个不认识的男人捏过的肉咬了扔掉,另外一个贼兵又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如法炮制,一口咬掉了胳膊的那块肉,结果,被贼兵用刀活活砍死。

  这种为了严男女之大防的酷烈举动是前代史书中所罕见的。我们不妨与南北朝时的《北史》比较一下。

  据《北史·烈女传》载:钜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贵乡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顾谓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贫,赤子蒙眇,抱恨于黄垆耳!”房垂泣而对曰:“幸承先人余训,出事君子!义在偕老,有志不从,盖其命也。

  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愿当以身少相感!”俄而,溥卒。及将大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丧者哀惧。姑刘氏辍哭而谓曰:“新妇如何至于此?”对曰:“新妇少年,不幸早寡。实虑父母未量至情,割此自誓耳!”这个后燕时代的“烈女”,她也曾操刀自残身体,但她自残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有男人摸了她的耳朵,而是想要藉之向父母表示自己不再嫁的决心而已!

  从汉代到唐这种自残身体的“烈女”极少(《烈女传》中仅有两个人),而其自残的目的都是表明自己不嫁人的决心,并不像明代以后那样,视异性如“AIDS”(艾滋病)一样,一旦触及就“毒蛇啮腕,英雄断臂”。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孟子)提出过“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但直到唐代,男女之间的界限却并不像后世那样森严,后妃可与臣子见面(如吕后与周昌),同事之妻可与别的男子交谈(如杨敞之妻与田延年),皇帝可派大臣去爱妃如厕的地方促驾,大臣也可以把皇帝的妻子拉下宝座,光武向称“端严守礼”,但却令姐姐与臣子相见,曹孟德素来严明,却愿把故人之女介绍给在座的男性来宾,师母与门生论事,妻子与门卫辩言,平阳公主仗义,指挥家奴,收编流寇,成号令三军之元帅,至于安禄山与杨贵妃姐妹频繁往来,关系暧昧,已见诸戏剧,此类例子,所谓俯拾俱是。

  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男人和女人才成为天上的“参商”,不能相见。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古代先哲们提出:“男女授受不亲”本是为了端正男女之间的往来,并非要人们死死遵守,所以,孟老夫子有“嫂溺,则援之以手”——嫂子掉到水里,要伸手去救她——的说法。所以,孔老夫子才可以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理想之实现,而降尊纡贵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

  只是到了后人手里,为了整肃江河日下的世风,才矫枉过正,把一本好“经”给念歪了。我们今天澄清古人并非一直“男女授受不亲”这一事实,其目的并非是要为男女之间逾礼交往找“古已有之”的理论根据,而是要让大家明白:任何一种礼仪制度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我们既不能厚古薄今,同样,也不应以今证古。

来源:学科网  作者: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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